北体大长兴足球捐生,北京北体大足球俱乐部外援

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离不开中国体育大背景，而中国体育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背景，不说原罪，但中国足球的原问题，在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

1952年夏天，新中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中国接到紧急通知也仓猝组队，因为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中国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中国人深受震憾，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反华势力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中国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毛主席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毛主席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足球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叫“某教练”证明你是外行。中国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中国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中国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中国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于中国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跟随“体育大部队”却最终成为掉队者。

贺龙元帅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中国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提及，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市场运作。

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多年后中国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中国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体育总局内部的保守领导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您行吗。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中国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中国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民的骄傲感。“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北体大教授易建东总结得很好，其实到现在，中国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北京奥运成为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

“足九篇”的开始我只是想追溯一下中国足球的“来历”：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对于“足球”并不是为了建立足球机制，而是为跟随“体育大部队”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会想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制订属于符合它本身规律的长期计划，它只是大部队中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兄弟而已，但人们对它独特的性格、方法、命运，毫无察觉。

关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以后再说，我的“足九篇”里主要从中国足球的来历开始，再从这个来历进入到讨论为什么它五十六年来一塌胡涂，它只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小跟班了，这也是我常说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当然，中国足球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关于这个被称为足球“遵义会议”奠定的市场基础、职业赛制、人气提升等积极意义不用细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实不是职业足球或市场本身的觉悟，而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准行政命令。当时正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大力发展市场改革的时机，“红山口会议”有李铁映这么高规格的***物亲自参加会议但并没有真正市场高手参加，这本身说明问题，王俊生能够迅速打开职业联赛局面并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提及，当时伍绍祖、袁伟民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顶住了国家体委内部反对的声音，王俊生说，当时他有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彻夜难眠。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国家体本身需要的，是在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下进行的，中国足球只不过从当初体育部队中的小兄弟充当一回急先锋，官方名字叫“试验田”。所以当政治经济出现敏感变化或者相关***物退下来时，它就可能从“试验品”成为“牺牲品”。

有一种悲哀是好多足球专业人士还在怀念“红山口”，红山口是个给中国足球带来职业气息的会议，可它远远不是足球在中国自觉的革命，和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迅速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国家体委”没有实质性区别，它唯一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足球尝试了职业联赛这一深受市场考验的赛制。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概念，自上而下”保证了每一次改革的迅速性和决断力，但当问题“自上而下”出现时，整个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农先生的博文证明了一件事，“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事件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97年才是中国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97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中国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也证实了郎效农在博文中回忆的片段。

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到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让我们来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中国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79年整整21年间，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中国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邓小平推动了中国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国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97年后，中国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中国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计划”里，这是因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做出这种人事任命。

1997年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它对历史的意义比1992年还重要，王俊生挣扎到1999终于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后就定下了，王俊生屡屡回忆他1995年那次因车祸在昆明撞断胳膊耽搁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还有后一年许放的逝世导致好多想法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偶然的事情，他俩没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然后就开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细血管，必然就是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这样的性质从人们怀念的“红山口”若干文件里可以发现，虽然文件里也有很多市场、普及的纲领性条款，但那些是应景的虚词，王俊生也必须承认——当时中国足球想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刺激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欧洲同步的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的出线来制订的。

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在召开同类会议，但它的核心精神却不是名次和出线，而是职业体系的建立，至于打进世界杯虽然也进入条款，但那属于自然产物。

所以我的观点是：红山口不应该被当成中国足球的职业起点，它一开始就打上行政的烙印，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是“洋务运动”，所以最后始乱终弃，对比更足球化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从而形成两国足球十五年以上的差距，所以当1997年职业联赛已红火搞了四年依然没能进入世界杯后，中国体育界高层首先退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密折子严令王俊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必然，这和当年老佛爷密令停止洋务运动是一回事。

中国足球的原问题是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之后，并未进入真正职业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击、举重等运动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成为宠儿，这成为一种错误的鼓励，反衬出已经职业化但成绩糟糕的足球的不堪，无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话题，只有阎世铎的《忠诚无悔》和谢亚龙的《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两本著作其实都是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维护。

袁伟民先生是中国计划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中国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邓小平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中国就出大问题了，而中国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白岩松说得耐人寻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我以为这是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当日本足球在“明治维新”时，我们在“洋务运动”，所以不要再美化“红山口”了，如果让我通俗地比喻就是，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中国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中国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所以我并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农先生之前一篇博文（也许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郎效农主体观点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对中国足协工作的干扰，中国足协只是小媳妇养的，建议实行协会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转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足管中心”还是“中国足协”，而在于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整个中国体育都有一个原问题，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国足协”，那么新的“中国足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国情下成为“权力更大的，唯一的，换汤不换药的，不受节制的，新一个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这样叙述会不会引起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职业体育理念和体育民主化无法得以保证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换以所谓“协会制”只是小媳妇熬成“婆婆”而已，只是从“官本位”变成“权本位”而已，具体的疑问是——协会的主席还是那些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协官员吗？或者从地方足球界选举贤达比如说迟尚斌？职业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中超公司还是真正的“职业联盟”？实行“会员等额选举”就能选出真正懂得市场的足协主席吗？

在没有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产权问题”，不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现象实现市场运作，不形成权力对抗和限制，真正还足球于民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出路，摆脱总局领导是中国足协的任务，但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否则，怎么解释臭名昭著的“渝沈悬案”“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区”这些和国家体育总局并无实质关系的巨大丑闻和职业足球的蛀虫？中国足协，在我眼中，中国足协从来都是一个足球“小总局”，它本身就是“总局”，最多是个焦大，但焦大也是荣宁二府的奴才啊，是体制最忠实的一部份。

毫不否认郎效农先生有益的部份，前足协官员说到这一步值得尊重，但我想说的是——足管中心从来只是帮凶而不是原问题，中国足球应该脱离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更大的体育泛政治理念而不是小小的“足管中心”，要抛弃的是中国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和行政领导，而不是靠“各会员的等额选举”（他们都是地方行政领导和地方“举省体制”）。

我想我已把这50多年来中国体育有益和无益的简史说得够清楚了，结论是：中国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独立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此处只说客观事实，无诋毁中国国球和国跳的意思）……

这一篇过多叙述历史情非得已，因为必须从它的来历说清楚才能展开它的丑陋，中国足球必然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是它的命，它从出生那天就打下政治经济附属的基因条码，是向上层建筑谄媚的另类样板戏，这有点像当年的大寨，大邱庄，或更早的蹴鞠，它们天天在种庄稼或踢球，但它们不是农业革命或足球改革，个中微妙，不容细述了。

下一篇：中国足球，行政不可控资源。

PS：看到有些朋友跟我留言，大意是“你他妈不是说过不写中国足球了吗，怎么又写了，言而无信的小人，你要是不写中国足球到哪里去挣钱，我担心你一定会饿死的，你是靠中国足球出名的，现在又来骂中国足球，真是一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的回复：一、朋友您怎么这么着急着让我不写中国足球，比谢亚龙还着急，我在奥运会男足失利后说的原话是：不写中国足球了，但为了不让中国足球那些孙子们太轻松，走的时候一定会写点东西的，也许九篇，也许十篇。“写九篇总结再走”，你去看看百度或我的博客原话吧。我想这是一个评论过十八年中国足球的人责任或惯性，您千万别急着，我一定会离开中国足球的，就像人们一定不会再喝三鹿奶粉一样，不过在不喝之前，您总得让我们来评说它几句吧，这么急哧白咧，不是那个网络上的谢亚龙儿子，就是三鹿家亲戚。

其实，对于我和中国足球的关系我想得很明白，我不走，你们会想我死的，我走后，您们会想死我的。

二、您能不能换个思路——不是李大眼靠中国足球出名，而是中国足球耽搁了李大眼一十八年，兴许我当年干点别的比干中国足球出名更早呢，之于我足球之外的文字写得怎么样，您最好点进我博客看看，或者买本我的评论集，小说，散文集，突然想起，你说过的这话我的朋友徐涛日前也说过，他说：“你不就是文笔在足球界里算好一点的吗，但随便找个北大中文第的学生也比你写的文字好”，当时我笑了，我想，除北大中文系之外的所有学生们也笑了，徐涛是我的朋友，但这话真的反映出他是前中国国家足球队守门员教练。求您了，找北大学生不过瘾，赶紧找个北大中文系教授跟我PK现代汉语写作吧，还有那30个作协主席。

三、我不写中国足球会饿死，瞧出您真怕我饿死了，是联合国粮食救济委员会派来的吗。汇报一下，足球报给我的年薪差不多税后十四万左右，我很满足，但这是足球报给我的恩惠不是足球给我的，另外给你说个我在足球之外的数字，李寻欢去一年给我四十万书稿费您信么？卖成电视剧再挣三十万你信么？李寻欢今年为了出版我最新的两本集子答应又涨价了，每个字给我三元人民币，这两本集子差不多有二十五万字左右，总共收入就是……您信吗？

您这时一定很生气吧，千万别气着。因为，我已向灾区捐了二十万了。还不算平时其它捐赠款项。

山东郓城宋江学校

宋江武校位于山东郓城，伴随着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的传说声名远播，是首批被国家武术院命名的全国先进武术馆校。院长樊庆斌、副院长刘国庆自幼习大红拳，是河南省嵩山少林寺31代皈依弟子。他们凭着把中华武术发扬光大的执着追求和对武术教育事业的极端热忱，1985年创办宋江武术学校，艰苦奋斗十余年。现在学校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38000平方米古朴典雅的建筑群。武校拥有文科教学楼、大型练武馆、学生公寓、餐厅等现代化设施，固定资产达5800多万元。学院现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及境外的学生3600多名，设有从小学到高中、中专的文武结合班52个，武术、散打、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硬气功等专业班29个。学校有懂教育、会管理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有百余名套路新颖、技术精湛、在全国和省市比赛中获冠亚军的青年教练，有百余名具有大中专学历、高级职称、教学经验丰定的老中青年结合的文科教学队伍。他们的培养目目标是文武双全的现代化人才。

十几年来，宋江武校先后向国家队、中国武警部队、各大体育院校及各省、市专业队输送学员1000余名，进入国家武英级和运动健将行列的58名，为各武术馆校培养教练员900余名，为各大企业培养保安人员2000余名。在国际、国内的重大比赛中夺得金、银、铜牌1080枚，如1993年在全国武术之乡武术比赛中，获棍术、刀术五项冠军；1995年在全国武术之乡散手比赛中，获金牌4枚，银铜牌8枚，并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自1999年以来，省“希望杯”散手比赛，宋江武校连续四年夺取金牌总数和团体总分两个第一。武校培养出全国散打王争霸赛中的名将邵金宝、张永健、树怀青；在刚刚落下帷幕的首次世界杯散打比赛中，康永刚获得54公斤级冠军。

宋江武校多次代表山东省出征全国赛场，屡屡获胜，并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武术馆校，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山东省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人民日报》、《大公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中国体育报》等几十家新闻单位都对学校作过专题报道。

武校教练员有的是院校优秀毕业生，有的是在全国或省级比赛中获得前三名的留校生。武科教学课程设置首先注重传统武术的学习和研究，不论是长拳、太极拳、查拳、花拳、炮拳、洪拳、翻子、戳脚、八极，还是水浒拳、三十六路宋江拳、燕青五步拳、孙膑拐等均有专人教研，对于传统武术表演项目也有专人教授。

学校武术器械设备齐全，武馆使用面积4000平方米，练武场50000平方米。北京体育大学、山东体育学院等都将武校作为实习基地。

宋江武校坚持“以德建武，以文保武，以武养文，文武并进”的办学方针。文武结合班均配备“四机一幕”，并有图书室，实验室、阅览室和专门音乐教室。由于师资力量雄厚，管理得当，文科教学成绩在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全县中小学通考，四分之一的班级成绩优秀，胃的学生获全县一等奖，有的学生获“宋庆龄奖学金”、“全国三百名小状元”、“齐鲁小名士”等荣誉称号。

宋江武校注重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9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学校学员表演的《狗娃闹春》名动一时。

山东莱州中华武校

山东莱州中华武校建于1992年，坐落在美丽富饶、令人神往的胶东半岛。名标青史的螳螂拳就发源在这里。这里不仅是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更有云峰山的秀媚，莱州湾的浩瀚……天时、地利、人各，注定了中华武校应运而生和必然的蓬勃发展。学校占地200多亩，投资人民币3000多万地。配有微机室、电教室、实验室、音乐室、图书室和3200平方米的室内练功厅；学生公寓、留学生公寓、餐厅、足球场，建筑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以上。文科设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中专五个教学部，27个教学班，武科设套路、散打、拳击、柔道、摔跤、泰拳、跆拳道、女子防身术、中华绝活9个项目。文武师资雄厚，现有专业教师和优秀教练162人，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地的学员2000多人。学校自成立之日起便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全日制教学大纲，实行文武双修。

学校坚持“习武德为先”，以培养国家人才为目标，多年来为国家输送了很多高水平武术专业运动员，并在重大赛事中成绩卓著：2000年青岛国际武术锦标赛，以6金4银3铜夺得国内组团体第一名；全国青少年武术散打比赛摘得1金1铜；山东省“希望相当于”武术（套路）锦标赛，夺得14金12银15铜，囊括4个团体第一；烟台市第五届运动会夺得37枚金牌；在“中国武术散打王南北武校对抗赛”中以4:1大胜；2001年在“中国烟台、美国、意大利散手争霸赛”中，山东莱州中华武校代表中方出战，以5:2的绝对优势大胜，扬名海内外。校艺术团频频参加国际性大型表演：如北京国际电视周、烟台APEC博览会、果蔬会、潍坊国际风筝节、泰山国际登山节、中泰对抗赛、北京国际旅游文化节等。武校先后向北京体育大学、北体师、解放军体院、成都体院、武汉体院、广东体院、西安体院、山东体院、沈阳体院、上海体院、山东师大输送了900多名优秀学员和运动员。向社会各界输送各类人才1500多名。

山东莱州中华武校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武术馆校”、“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山东省甲级武术馆校”、“烟台市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烟台市教书育人先进单位”等称号。校长李明连续被评为“烟台市十杰青年”、“莱州十杰校长”，被烟台市委、市政府荣记“三等功”，团省委授予“一等功”。《人民日报》、《大众日报》、《中国体育报》、《农民日报》、《烟台日报》、《大公报》及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烟台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对学校和校长做过专题报道。学校现被纳为莱州市教委的直属学校。莱州武校和美国东洋武道大学缔结成姊妹学校，和韩国釜山武协建立了长久友好往来。美国、加拿大、以色列、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留学生定期到校交流和学习培训。中华武校现已成为烟台市、莱州市对外开放的窗口。

刚刚结束的在韩国釜山第14届亚洲运动会上，山东莱州中华武校在武术比赛的开幕式上进行了45分钟的武术表演。这是在国外举办的体育盛会第一次邀请中国一所民办的学校前往献技。经过精心设计编排节目、严格选拔队员、强化训练、精雕细刻，这次历时45分钟的节目充分展示了中华武术的十八般武艺，体现了中华武术的精、气、神。

广东湛江少林武校

湛江少林武校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寄宿制文武学校，位于广东湛江市霞山区风景秀丽的三岭山森林公园旁，占地面积9.6万平方米，在校学生1500多人，教职员工200余人，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文武学校之一。

湛江少林武术学校自1995年创办以来，就确定了“创名校，育英才”的办学目标，全力营造一流的育人环境，先后投入巨资建起教学楼、宿舍楼、综合楼、图书馆、阅览室、电脑室、语音室、练功厅

多功能健身房、高级擂台等一系列现代化文化、教学、训练设施。每一间教室均配备电教设施，员工、学生宿舍安装了程控电话。

学校在积极完善各种设备、设施的同时，在全国大量招聘、引进各种人才，为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校秉乘“文武双修，德才兼备”的办学宗旨和“教育以人为本，弘扬武术文化”的办学理念，坚持封闭式管理、军事化训练和素质教育，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从1997年到2000年获得各类比赛奖牌100多枚。为省队及广州体院、武汉体院、北体大等高校输送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其中输送到省队的关胜同学已崭露头角，在1999年的“亚洲青少年武术锦标赛”上夺得南拳冠军。学校还是广州体院、武汉体院的实习训练基地，湛江市跆拳道、拳击训练基地。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办学集体，1999年被评为“广东省衔进武术馆校”，2000年底，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集体”。

武校优越的办学条件和优异的办学业绩，高质高效的管理水平，赢得了社会和家长的信赖与支持，曾多次被新闻媒体报道。

学校采取教师、教练、教官三位一体，密切配合；封闭式教学、军事化管理、保姆式服务。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灵活的教学机制。

如今，“湛武”已经成为一种品牌。但是“湛武”人面对成绩并不满足，为了脚踏实地向着规范化、科学化、理想化的方向迈进，学校耗巨资率先全面推行CIS管理模式，从视识别系统到内部行政管理，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采取薪资结构、激励机制；垂直指挥、横向联络；学校形象、员工手册；人才招聘程序，监督控制系统；“四小时复命制”、“家长服务”；一系列先进的管理模式“软件”配合学校完善的设备“硬件”，有效地保障了学校的教学水平，为学校“创名校，育英才”向全国一流学校迈进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浙江湖州市清泉武术文化学校

浙江湖州市清泉武术学校是中国最早兴办的民办学校之一，已投入资金3亿元。目前拥有湖州清泉武术文化学校（浙江省独立设置综合高中）、清泉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将要筹建的清泉影视艺术学校等。

学校集学前班、小学、初中、职业高中、综合高中于一体。现有在校生近2000名，教职员工近260名。

学校位于中国历史名城浙江湖州市西北部30公里的江南风景胜地——太湖西岸的长兴兰香山风景区。纵横交错的铁路、高速公路网，为地处杭州、上海、南京、安徽等省市交界处的湖州清泉武术文化学校走向全力敞开了便利的交通大门。

优秀的人才出于优美的环境。学校创办人周清泉先生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亲手主持设计并建筑了这所占地560多亩、建筑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仿建筑学校。校园面对太湖，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教学楼、宿舍楼、综合楼、图书馆、多媒体教学中心、文体活动中心等似一颗颗宝石镶嵌在美丽的兰香山下，为来这里求学的学子们营造了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学校以人为本，拥有两个可容纳3000人的大餐厅，每顿饭都有不少于十种角肴供同学们选择。

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已经成为当今教育界的共识。而清泉学校则走了素质教育的前列。除高质量地完成教育部规定的全部文化课程学习外，全体学生均可选择性地参与各种武术课的训练，学生们磨练了毅力，强健了体魄，陶冶了情操，也为2008年中华武术进奥运会奠定了人才基础。

清泉学校一直都将人才作为学校发展的首要资源，提出了“优秀的教师队伍是学校的灵魂”的理念，吸引了全国各地高素质、高水平、有能力的人才加盟清泉教育事业。目前共有一百多位具有中高级专业职称的优秀文化课、武术课老师活跃在清泉学校的讲台上。学校管理、后勤等部门员工也在兢兢业业地为教学服务，共同教书育人。德育为先是清泉学校的办学原则。

学校经常利用各种形式、创造各种条件对学生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学校设置了若干个兴趣活动小组，使有着各种特长的学生能够在自己喜爱的项目中展示才华，体验到成功的忆乐。学校学生在文化课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武术训练成绩也令人刮目相看，在省级、国家级和国际性武术、散打、跆拳道等项目的比赛中获9项团体冠军、夺得金牌56枚，银牌37枚，铜牌42枚，金杯12座，共有300多人次获得了学生个人奖项。如今，学校的学子们遍布全国各地，98%的毕业生被体育、军事、司法警官院校以及企事业单位录取或录用。湖州清泉武术文化学校的发展，充分说明了中国民办教育事业大有作为。未来，清泉学校计划继续保持开放性格局，与国内外教育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发展清泉教育。目前，一项包括继续引进优秀教师、外籍教师，扩大学校建设规模的计划正在实施中。

北京少林武术学校

北京少林武术学校创办于1991年，位于德外西三旗回龙观 镇，距市区10公里。学校按现代化私立学校要求规划，建有先进的宿舍楼、教学楼、综合楼、电教馆和6000平米的大型训练厅馆，教室配备闭路电视系统等电教设施，理化生实验室齐备。

建校十年来，北京少林武术学校坚持“以武术为特色，重视文化教学”的办学宗旨。在北京十运会、北京青少年武术锦标赛等重大比赛中屡获殊荣。仅2001年度就获金牌18枚，银牌16枚，铜牌20枚；一批批高中及中专毕业生考入了首都体院、武汉体院等国家重点体育院校，多名学员入选北京武术队、北京散打队、女子特警队、南海舰队海军陆战队。一系列成绩使北京少林武校受到广泛关注。 2002年6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开采未来》庆六一晚会上党和国家***亲切接见了北京少林武校的《猴哥》节目表演队员及全体演职人员。1995~2000年武校连续6年被评为先进办学单位。学校学生还曾参加中央电视台的申奥成功晚会、第二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文化节开幕式、大运会闭幕式的武术表演和德国柏林中国文化周等大型活动，为这些举世瞩目的盛会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北京少林武校同国际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学校组建的少林武术表演团远赴德、韩、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巡回演出，努力为中国武术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作出贡献。

经过多年的努力，无论是学校规模还是在校人数，北京少林武术学校都堪称京城第一。近年来，学校又在全国开办了6所分校，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福建泉州南少林武术学校

1995年正式开学的泉州南少林武学校，是一所集幼儿园、完小、完中于一体的全日制、寄宿式的民办学校。董事长陈忠文系福建省政协委员、洛江区政协副主席。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厦门大学研究生陈翔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学校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德育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智启人”，认真探索素质教育，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科教兴市”的号召，确立“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思路，逐步形成了“以文为主，文武结合”的办学路子，同时努力突显“国术、国球、国画”三大特色。五年来，在各级党政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泉州南少林武校各方面步入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学生从最初的121人发展到今天的1400余人，从2幢楼房发展到16幢楼房，占地近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花园式校园，综合办学水平和办学实力不断增强，在市、省乃至全国赛事上，获得200多枚金牌。学校先后被评为“泉州市文明学校”、“泉州市双拥工作先进单位”、“福建省先进武术学校”，被省教育厅确定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学校”，获中宣部宣传教育局、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等六家单位联合授予“心系祖国、情系国旗”光荣匾牌，全国少工委授予“全国红旗大队”，中国教育电视台还将学校列入“中华名校”向全国推介。1999年在众多的福建省社会力量办学中唯一被评为“福建省文明学校”，并获得“全国推进素质教育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在2000年学校首届高考中，囊括了泉州市贤鸾基金会非达标中学高考的五个颁奖名额。

在武术馆（校）中，以文为主是泉州南少林武校的特色。在以质量为本的同时，强调突出特色，既加强练好内功，又注重与国内重点校、海外学校的经验交流，力创“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良我优，凸显特色”名校。

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学校开足上好教育课程，从小学起增设武术、英语和电脑课。另有横社、美术室、音乐室、图书馆、阅览室，学子们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业余时间发展自己的特长。

面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表示，他们将一如既往，聚心集智，提高综合办学水平，继续朝着“让家长满意，让社会认可，让领导放心”的方向努力，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安徽合肥神行太保文武学校

安徽合肥神行太保文武学校是中国政公党安徽省委会下属的大型文武专业学校。创办于1993年，至今已有9个年头。办学条件随着学校的发展而不断改善，总投资2000多万元，占地4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0多平方米。目前有文化课教学楼、大型演武厅、健身房、理化实验室、微机房、图书室、书画室、音乐室、田径场和即将投入使用的拥有24间教室及8个办公室的主教学楼等各种必备的硬件设施，并有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和花园式校园。

目前在校生已达2200余名。其中学习文化课学生1600多名，从学前班到大专各种层次应有尽有。全校共有教职工300余人，其中拥有硕士学位2人，大学本科学历的40人，大专学历25人，其余的为中专学历。拥有高级职称的4名，中级职称的3名。学校的办学宗旨是：致力为公、弘场国粹、培养英才、服务社会。办学目标是使全体受教育者都要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健体，学会创造。学校的办学方针是：以质量求生丰，以特色图发展。指导思想是：育人为本、以法治校；全国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全面发展人才。育人原则是：严格管理，从严要求、严谨治教，精心育人，使素质教育融入学校工作的全过程。学校文化课教学开设全日制学前、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课程，另免费开设电脑、书画、音乐等。

河南省登封市少林鹅技坡武术专修院

河南省登封市少林鹅坡武术专修院安装创于1976年，属民办非企业单位，位于登封市西郊。

学校创办“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梁以全先生，享有“儒雅武师”的美誉。1977年首任登封县体校校长、少林拳法研究会会长。编著了《少林武术简介》、《少林武术研究》、《嵩山少林拳法》、《少林武术》等武术理论著作。拍摄有《武术之花》、《少林功夫摇篮》等12部影视片。

总教育现任校长梁少宗，34岁，六代武术世家后裔，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

学校占地面积7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6000平方米，训练场地面积3000平方米。在校学生3600余人，学校有专职文化课教师96名、教练员108名、行政管理人员26名。

学校连年来在国际、国家、省、市等各级比赛中获得奖牌1000多枚。曾荣获河南省少林拳五连冠，全国武术少林拳大赛少林拳冠军，第三、第六、长七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少林拳冠军。 2000年中州擂台争霸赛团体冠军，2000年、2001年、2002年连续夺得河南省武协杯比赛奖牌总数第一名，2001年河南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夺得6金1银6铜，第七届国际少林武术节套路、散打比赛再夺4金2银5铜，2002年郑州市武术套路锦标赛15金7银9铜，2001全国首届女子散打擂台赛6个级别中的1金2银，连年被评为“河南省十佳馆校”、“河南省武术工作突出贡献奖”。

陕西大荔西北武术院

西北武术院创建于1988年，投资2000余万元，教育、教学、生活设备齐全，各种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占地4.123万平方米 。现有文化课教学楼2幢，大、中、小型现代化室内练功厅6座，大小操场3处，现代化餐厅2座，微机室、语音室各1个，另配有理发室、浴室、医疗室、服务部等，规模宏大，环境幽雅，绿荫环绕，是习文练武的理想之地。

西北武术院由嵩山少林寺三十一代传人、渭南市武术协会主席、国家一级裁判、全国“七运会”陕西省搏击散打集训队教练韩鹏任院长。该院以“学文习武，德育为首，素质为本，育人树人”为宗旨，实行教师、教练双轨跟班负责，全封闭军事化管理体制，以严治校，注重学员的素质教育，以质量求生存，以管理图发展，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依法办学。目前，学校已成为西北地区的一所规范化国家级先进武术院校。

西北武术院十年创业，十年发展，十年壮大，艰苦奋斗，励精图治，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办学之路。由原来的8名学员迅速发展为迄今的1500余名。生源有陕西、山西、湖南、新疆、内蒙古等23个省、市，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包括有除汉族外的蒙古族、满族、回族、哈萨克族等十多种民族，武术课开设套路、器械等4个专业共39个教学班，文化课开设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共23个教学班。有教职员工百余名。

十几年来武院共培养文武兼备的学员6500余人，武院的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就业深造。向北京警官大学、西安体育学院等大专院校，向全国有关省、市及有关企、事业单位输送2000多人。文化课严格按照国家教委、省教委制定的大纲计划安排教学。在市、县组织的多次统考中，成绩名列前茅。1998年参加渭南市地文化课检测获得四个年级的四科第一，两科第二的好成绩，受到社会和家长的肯定。十几年来，武院又致力于加强国际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去年5月17日，日本武术同仁腾井义雄先生一行五人到院观摩交谊，武院也赴日、美切磋武艺。同时，武院决定于新的千年开始，优惠招收外籍学员，借以弘扬中华武术。十几年来，学校多次被省教委评为先进办学单位，后又被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命名为“全国先进武术馆校”。

去年，100多个新疆孤儿落户西北武术院。如今，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许多孩子文武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