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足球的专著_关于足球的课外书有哪些

“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已得到国际足联、亚足联的正式确认，并将于2004年亚洲杯期间向全世界宣布。然而足球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的何时、何地，何为足球之本源等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问题，目前尚无定论。本月9日，足球起源专家论证会将在临淄举行。昨日本报独家专访了山东省齐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院长、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宣兆琦教授、研究员，听他讲述了他在足球起源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最早的文献记载是足球起源于临淄的可靠而有力的证据

宣教授说，由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会和中园足球协会编著的《中国足球运动史》在第一章《中国古代足球的起源》中写道：“距今二千三百年前，在山东立国的齐国首都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七万户居民中有不少人爱踢球，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对此有所记述。但在当时，足球活动仅仅是民间的娱乐活动。”(《中国足球运动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由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现代足球》，在第三章《中国足球运动》中写道：“中国古代足球起源的最早时间推断不一。但古代足球起源于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就目前史料查证，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75--221年间)《战国策·齐策》上记载着苏秦到齐国游说时对齐宣王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蹋’是用脚踢的意思，‘鞠’则指球。”(《现代足球》，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其实，《史记》和《战国策》记载的同为一事，即苏秦为赵合纵攻秦游说齐宣王。两书所记内容相同，只是文字略异而已。《汉书·枚乘传》曰：“鞠，以韦(皮)为之。”唐颜师古《汉书注》曰：“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蹋为戏乐也。”韦即熟牛皮，填充之物多为毛羽。《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索隐：“今之鞠戏，以皮为之，中实以毛，蹴蹋为戏。”由此可见，蹋鞠就是今之足球运动。正如《体育词典》(体育出版社)所说：“中国足球游戏早在战国时即已盛行，称为蹴鞠。其后各代继续流行，或名蹴鞠、蹴球等。”

既然如此，那么，《战国策》、《史记》关于足球盛行于临淄的描述则是最早的文献记录。如众周知，《战国策》为时人之书，《史记》成书距战国时间甚近，况且司马迁是“秉笔直书”的千古良史，故而两书所载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因而，在没有可以证明足球起源早于战国齐都临淄的新的确凿史料出现以前，足球源于战国齐都临淄几成定论。

齐国繁荣的经济为足球起源于临淄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理，足球的产生依然离不开经济的支撑。试想，通常情况下，一个食不果腹的群体是无心亦无力于文体活动的。请看《史记·苏秦列传》关于蹋鞠记载的上文吧！司马迁这样写道：“齐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在此，司马迁把齐国的富庶看成了蹋鞠活动的前提，恰恰符合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

纵观八百余年的历史，齐国始终是一个经济大国。当年，姜太公受封建国之时，虽然齐方圆不过百里之地，……少五谷而人民寡。然而由于姜太公采取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的大力发展经济的措施，结果，终太公一世，齐国一跃而成为东方诸侯国中的大国和富国。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春秋前期，“管仲既任政相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结果，齐国出现了“仓廪实”，“衣食足”，“工盖天下”，“器盖天下”的大好局面。战国时期，齐国更是发展为一个“膏壤二千里”，“粟如丘山”，拥有“千金之贾”，“万金之贾”，“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的无此富庶的国度。以至延及西汉，当司马迁来到故齐之地时，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齐太公世家》)正是齐国繁荣的经济为足球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此，我们可以化用司马迁语说：“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足球发源于此，不亦宜乎？”

齐国昌盛的文化为足球起源于临淄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宣教授指出，大凡一个艺术或体育品种的出现，往往受其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试想，通常情况下，一个文化贫瘠的群体是无心亦无力于足球运动的。格罗塞说：“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格罗塞(德)《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页。)正是齐国昌盛的文化为足球起源于临淄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齐国向以文化昌盛著称于世。其学术、文学、宗教、语言文字等姑且勿论，单就艺术和全民性的文体活动而言，足以说明足球源于临淄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了。试以音乐为例明之。在姜太公立国之前，齐地是东夷人的家园。东夷，这个以鸟为图腾的古老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不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化，同时也创造、发展了音乐艺术。太公立国之后，由于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方策，故而使得齐国的音乐在吸取了东夷音乐丰厚营养的前提下，继承创新，得以蓬勃发展，别开生面。终先秦之世，齐乐的发展水平在各诸侯国中一直是非常高的。此如韶乐，原为虞舜所创。《汉书礼乐志》说：“舜作《韶》”《韶》乐在齐国，一直广为流传。延至春秋，齐《韶》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已经提升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了，以至于孔子闻韶于齐时，发出了“尽善”、“尽美”的惊叹，出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非常人所能理解的事象。

齐国不愧是一个音乐王国。你看，上至国君，下至四民，无不好乐。齐襄公“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小匡》)齐桓公“县钟磬之r，陈歌舞竽瑟之乐。”(《霸形》)齐景公不但“左为倡，右为优”，而且自己还会弹琴击缶。(《晏子春秋》)齐威王赏琴，以琴音悟政理，三月而授邹忌相印。齐宣王、齐闵王父子更是爱竽如命。宣王喜合奏，闵王爱独吹，故而留下了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故事。上行下效，由于君主的喜爱，音乐之风遍吹齐国的山山水水，大街小巷。《孟子告子下》载淳于髡语说：“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列子汤问》载：“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泪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扌卞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贿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遗声。”杞梁妻哭夫变国俗，韩娥鬻动雍门的效果，正反映出齐国音乐发展的适宜土壤。同理，齐国昌盛的文化也为足球起源于临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肥沃土壤。故而，苏秦是将足球与其他的文体活动一起来谈的，其言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在此，司马迁已经意识到各个文化要素间的互动现象和规律了。

齐国发达的科技为足球的制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宣教授强调，足球是否起源于先秦齐都临淄，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足球的制作技术。按照古人的说法，“鞠”，“以韦为之”，“中实以毛”，就是填毛的皮球。那么，战国时的齐人能否制造出这种皮球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齐国既有毛皮之材料，还掌握了制皮之技术。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齐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进而成为足球故乡的重要因素。齐国因其发达的手工业，所以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手工业工艺技术典籍《考士记》；因其农业生产的进步，所以产生了最早的农学专著之一《野老》；因其天文学的进步，所以产生了先秦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甘德；因其地理学的进步，所以产生了大小九洲学说；因其医药学的进步，所以产生了中医学的鼻祖扁鹊；因其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所以产生了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管子》……而直接关乎足球制作的恐怕主要就是制皮技术和数学知识了。

关于韦革的柔治技术，《考工记鲍人》这样写道（译作白话）：鲍人的事情。鲍人柔治的韦革，远看颜色要象菅茅的花一样白；走近用手握捏，要觉得很柔滑；把它卷紧，两边要齐整不斜；再看两皮相缝合的地方，一定要浅狭；察看缝合的线，一定要藏而不露。韦革要象菅茅的花一样白，在水里洗涤，动作要快，不能太久，那就会很坚牢的了。韦革要十分柔滑，涂上厚脂，那就会很柔软的了。把它拉伸开来要平直，伸展开来很平直，那是裁取的革理齐正之故。如果伸展开来歪斜而不平直，必定是一边太松，一边太紧。如果一边太松，一边太紧，那么到了使用的时候，太紧的地方一定会先断裂，不得不剪除，这样阔革只能当狭革使用了。把革卷紧而不歪斜，它的厚薄就是均匀的。看上去两皮缝合的地方浅狭，革就不易伸缩变形。细看结合韦革的缝线不露出来，韦革虽然用的破旧了，缝线也不会损伤。由此可见，齐人柔革技术之高，过程之密，要求之严，在当时可谓无与伦比的了。另外，齐人的数学知识、空气空力学知识、染色技术、缝制技术以及工具等等，足以制作出足球来的。

城市的发展与繁华为足球起源于齐都临淄提供了适宜的场所

宣教授说，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城市是人们从事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城市不仅是社会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而且是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异常集中的地方。正是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为足球起源于齐都临淄提供了适宜的场所。

临淄，作为齐国的国都，经过西周、春秋数百年的扩建和发展，到了战国时期，已成了无比繁华的大都市了。据考古证明，齐都临淄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南北近9华里，东西7华里余。小城嵌在大城的西南角，南北4华里余，东西近3华里。两城的总面积达60余平方公里以上。小城墙基宽一般在20至30米，最宽处达67米。大城墙基约在20米以上，最宽处达43米。据《齐城》记载，临淄有13座城门，现已探明11座城门遗址。其中小城城门5处，大城城门6处。门最宽者达17米，最窄者也有8.2米。城内道路纵横，多与城门相通。现已探明主要交通干道10条，小城内3条，大城内7条。大城中部南北干道，全长4000米，路宽20米。大城北部东西干道，全长3600米，路宽15米。大城中部东西干道，全长2500米，路宽17米左右。临淄有完整的排水系统，现已探明3条排水道和4个设计合理的排水道口。故城内还有6处治铁遗址、2处治铜遗址、2处铸币遗址、4处制骨器遗址。另外，临淄地面上尚存众多的宫殿建筑台基遗址。凡此，无不诉说着齐国的悠久历史和临淄的昔目辉煌。

在谈到临淄繁华景象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战国史专家杨宽先生如是说：“在各国的国都中，以齐国临淄规模最大，也最繁华。”“临淄城中最热闹的街道叫做庄，是一条直贯外城南北的‘六轨之道’。这条街道附近最热闹的市区叫做岳，在北门以内，是市肆和工商业者聚集之所。所谓‘庄岳之间’，是战国时代齐国人口最密集而繁华的地方。直到西汉初年，岳还很繁荣，称为岳市。”由此，杨宽先生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是多么热闹的一个商业城市啊！”(《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98页。)正是这样一个热闹的商业城市，才有资格为足球的起源提供适宜的场所。

城市居民的增殖、市民生活的放大及齐人的生命意识是足球起源于临淄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临淄居民的数量，宣教授说，《史记·苏秦列传》中说：“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战国时户大小。世族豪门之家，恐怕人口要以百千计。仅以孟子的八口之家计，七八五十六万。这还是临淄的常住人口，并不包括流动人口在内。因其人口众多，故而出现了“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景象。延至汉代，“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被称有汉“五都”之一。这样一个约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当时来说，岂止“五都”之一呢？应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都会。

在临淄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居民中，既有土著人，还有外来人。外来人久居不归，逐渐变为齐人。这种海纳百川的态势自姜太公时就已出现了。据史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太公世家》)齐桓公时期，齐国继续推行“来民”、“留民”、“富民”、“教民”和“来天下之人”的政策，所以出现了天下人民归之若流水的局面。因而《汉书地理志》说：“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居五民。”五民者，表明临淄居民成份的复杂性。正因如此，才使得临淄人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正因如此，才使得齐文化异彩纷呈。总之，正是城市居民的增殖、市民生活的放大及齐人的生命意识是足球起源于临淄的决定性因素。

溯源 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 《史记》和《战国策》最早记录了足球运动的情况。《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都表明，在当时的齐国故都临淄，蹴鞠已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游乐方式，而且在民间广为盛行。齐宣王于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在位，由此可以断定：在距今二千三百多年前或更早的一段历史时期，在齐国故都临淄城足球活动就已广泛开展。蹴鞠已发展成一种民间盛行的体育和娱乐活动项目。 秦统一六国后，蹴鞠运动一度沉寂。西汉建立后，又复兴盛。汉朝人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之道，不仅在军队中广泛展开，而且在宫廷贵族中普遍流行。《西京杂记》上就记载：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父亲刘太公接到长安城的未央宫养老，吃穿用度极尽豪华，终日看歌舞伎乐。但他却并不满意，终日闷闷不乐。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凡夫走卒、屠狗杀牛之辈，工作之余的娱乐活动离不开斗鸡、蹴鞠。于是，刘邦就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了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到新城，刘太公和刘温也迁住到那里。又开始“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战国时期，足球是城市下层人民喜爱的娱乐活动，到了西汉初年，足球也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桓宽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蹴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康庄驰逐，穷巷蹴鞠”。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很喜欢观看蹴鞠运动。《汉书》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以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类似于今天的球星）。可见，在西汉时期，足球活动的社会面更为扩大了。 由于蹴鞠运动的兴盛，汉代还出现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类，可惜后来失传了。西汉时期的项处是第一个因足球而名垂史册的人，不过他的经历却很不幸。《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处不听，仍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这也使得项处成为了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球迷”。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足球制作技术也有所改进。唐代在制球工艺上有两大改进：一是把用两片皮合成的球壳改为用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的形状更圆了。二是把球壳内塞毛发改为放一个动物尿泡，“嘘气闭而吹之”，成为充气的球，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个发明。据世界体育史记载，英国发明吹气的球是在十一世纪，比我国唐代晚了三、四百年时间。 唐代的球体轻了，可以踢高。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在踢球方法上，汉代是直接对抗分队比赛，“僻脱承便，盖象兵戍”。双方队员身体接触就象打仗一样。唐代分队比赛，已不是直接对抗，而是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胜”。从足球技术来说，是一种发展：而间接对抗，从体力训练来说，却是足球运动的一个退步。 由于球体轻了，又无激烈的奔跑和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唐代诗人王建有一首《宫词》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唐太宗、玄宗都爱看踢足球，当时球门是“树两修竹，络网于上，以门为度球。球又分左右朋，以角胜负”。唐代不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术还很高超。 不仅皇帝宫中有这样的习俗活动，民间也有。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可见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也说明了踢球习俗的普遍。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过这个情景：“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 有比赛就有球星。当时以踢球出名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你读的古书多，大概已经猜到了：恶少年。更出挑的是唐代的若干皇帝，例如唐文宗，常常爬上一个“勤政楼”去居高临下看人家蹴鞠和摔跤，这场景可真够讽刺的，比起列祖列宗，市井气重了不少。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如此，等到几代之后的唐僖宗，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恶少年，亲自蹴鞠斗鸡，而唐代的末代皇帝昭宗被朱温逼迫着从长安搬迁到洛阳的路上，六军都跑光了，只剩下一批神策军或者恶少年出身的“打球供奉”跟着他，可见感情深厚。中唐以后的军队当中，本来就有不少是恶少年，平日间就在街上蹴鞠斗鸡赌博的。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施耐庵的《水浒全传》中，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作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这要算是最早的著名球星之一了。 高俅因踢球而发迹，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贵族是喜爱踢球的，有些人本身爱踢球，有些人爱看踢球。宋徽宗赵佶是个足球迷，他看了宫女踢足球后写诗道：“韶光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再输赢。”《文献通考》介绍：“宋女弟子队153人，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锦带，踢绣球，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上海博物馆藏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 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据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 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样，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 宋代制球工艺比唐代又有提高，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成”。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足球规格要“碎凑十分圆”。这样做成的球当然质量是很高了。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个不同的品种，每个品种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而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至少在南宋时期，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这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也可以说，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 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散曲中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妓女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可见踢球成了妓女娱客的手段。踢球娱乐的社会性已大大缩小，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 《明史》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乐连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又教桂姐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彩奉承。”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 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我国古代的蹴鞠活动，自战国起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暗落了。 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 足球历史：20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蹴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