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男篮后勤人员-辽宁篮球后备力量

1.中国足球

2.张秀芝人物简介

3.国防后备力量的制度

4.为啥八一队没有外援？是因为有规定吗？

5.CBA球员统计公布，辽宁50人，广东16人，广东篮球为何强大？

中国足球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足球的笑话有很多，刚刚过去的春晚，本山大叔还把中国足球拿去“忽悠”了一把！不过，有这样一则笑话想必令人记忆犹新———一位韩国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30年！韩国人哭了……一位日本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50年。日本人又哭了……一位中国球员也去问上帝：那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看了看中国球员，自己哭了……当然这些笑话只是中国球迷失望之余的一种发泄方式，情绪化色彩过浓。可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确让人看不到希望。至少现在是这样。

回顾中国足球近20年来“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辛酸血泪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足球并未从多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能从偶然的“成功”中收获经验。失利就炒教练、换球员、追责任，成功就盲目乐观、沾沾自喜、一俊遮百丑，中国足球的发展思路和实力水平一样，都处于“初级阶段”。

要想彻底破除中国足球近20年来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意暂时的成绩和眼前的得失，而要认认真真地从基础抓起，把中国足球打造成真正的“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耐心！

中国足球需要“休克”疗法

平心而论，与世界上的足球强国相比，中国足球的起点低，发展时间也不长，的确有着较大的差距。但要想取得好成绩，不切实际的凭空妄想不行，不尊重足球规律的冒险蛮干不行，不顾一切的“豪赌出线”，甚至将其与政绩挂钩更不行！中国足球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结合中国现实特色的足球发展之路。“未来20年不要向中国足球要成绩”的“休克”疗法，也许正是中国足球痛定思痛，医治顽疾的“良方”。

在目前的中国足球圈里，国字号球队的成绩成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最主要标准。为了国字号球队的比赛，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背离足球职业化的规律，一再牺牲二三线联赛和青少年足球建设，使得中国足球在失败的循环中往复进行。

如何增强足球青少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如何加强联赛建设？如何培养能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教练队伍？国字号球队应该如何组建和指挥？现有的足球发展经费该如何分配？中国足球如何更好地与世界足球强国交流？中国足球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风格？这些疑问都需要中国足球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深思并且找出答案。

现在，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都被“出线的重任”所掩盖。为了出线，球迷可以原谅足球管理机构在青少年培养上的一再拖延；为了出线，足协可以把绝大多数经费，用在“中国之队”没完没了的越洋拉练上。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意他们是否出线了，会怎样？国家队成绩上的休克，一定程度会换来各方面对中国足球整体发展的关注！

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认真地反思自身的风格和发展方向；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举措，为联赛和基础培育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中国足球更应有这样的耐性，安于承受基础建设过程中的寂寞！“从娃娃抓起”是足球发展的规律

把记忆的年轮拨回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伊朗足球队访华时亲临现场，并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观点。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足球却仍未品尝到青少年足球建设的成果！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高声疾呼要注重青少年足球建设；另一方面，国内的青少年足球建设却依旧少人问津，几近停滞。因此，中国足球要想真正拥有未来，将青少年足球建设落到实处才是关键一步！

在谈到国内青少年足球建设滞后的问题时，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曾在全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上坦承，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青少年足球发展思路与政策都出现了偏差。“而忽视和淡化了原有的以体委系统为主体、以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后备力量培养体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国家队主帅高丰文则认为，目前处在最基层的学校足球缺乏扶持，也使得足球人才的培养严重萎缩。而国内的足球俱乐部因为自身建设的不完善，目前还无法承担起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任务。

据记者了解，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问题上，中国足协和各地方体育局乃至一些俱乐部和教练，都在进行一些摸索和尝试。在今年初举行的中国足球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青少年球员培养的新方案：20岁以下的球员都回归地方体育局管理，可以参加全运会；恢复各省市的专业球队；重点扶持学校足球。对此，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表示：“地方有全运会任务，会比现在的俱乐部更加认真地培养青少年球员。我们要把足球重新放回到中国体育的整体计划中。”而徐根宝的“崇明足校”模式、山东的“鲁能足校”模式、申思、马明宇等昔日国脚进行的“教育足球”模式等，都在为中国足球的后备力量培养寻找着可行的途径……

不过，正如足坛名宿马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无论是哪一种培养方式，青少年足球建设关键是要落到实处。政府、体育部门、足球界、学校和全社会都要重视这项工作，要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项目，才能形成良好的足球氛围，最终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从头开始，落到实处，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足球而言，可谓金玉良言！

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个系列专题，在反思了一系列现象和问题后，我们的思维最终必须有一个落脚点。也就是说，从多个角度探讨了WHAT和WHY之后，现在必须要讨论的是HOW：下一步该怎么走？

最近两年，关于“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构想一次次被提及。在中国足球整体陷入冰河期的大背景下，这是唯一能让球迷有所期待的话题，虽然这个期待看上去也遥不可及。但是，中国足球现在并无底气申办，而且申办世界杯也并非拯救中国足球的良药，乐观预计，它也只能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一股巨大动力。

2008年是全世界的体育大年，更是中国百年难遇的体育大年，因为有北京奥运会。但奥运会之后呢？许多人都希望有全新的寄托，于是申办男足世界杯成了许多人的梦想。最近两三年中，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每次来中国，都会被问到有关申办世界杯的话题。瑞士人都会公开表态，他支持中国申办世界杯，并且相信中国能办好世界杯。

没有人会把布拉特的应景之辞当真，因为人们后来发现，布拉特每到一个国家，都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中国人仍然有申办的梦想，这个梦想也产生得理所当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体育发展水平、体育设施状况、社会发展需要，都应该也可以申办世界杯。亚洲已有日韩在2002年合办过世界杯，下次再回亚洲，最合适的也是中国。

连赞助商也这么想。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双料赞助商阿迪达斯公司的陶金，他就告诉记者：“奥运会办完，毫无疑问中国体育的下一个大赛就是世界杯。我认为，中国足球完全有必要考虑2022年或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工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来说，由创造和发明了古代足球运动的中国来承办一届世界杯，是一个很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的战略设计。”在经济腾飞的推动之下，很多城市在硬件设施方面具备了主办世界杯的全部条件；1991年和2007年，中国还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杯女足赛，这些让我们有申办世界杯的底气。

可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是，以中国足球的状况与水平，能支持它来申办世界杯吗？或者说，一地鸡毛的中国足球，有必要申办世界杯吗？

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过去两年一度跌到100名开外，最新的排名也才第83位。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从没有过如此弱小的东道主。而中国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则是3战皆败进0球失9球的难堪战绩，FIFA想必也不想制造一个史上最烂的东道主。而中国的联赛同样低迷，近两年虽然假球黑哨不再泛滥，但人气和水平仍然每况愈下。

因此，对中国足球来说，申办世界杯只能是一个美妙的远景计划，还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管是申办2022、2026或是2018，都只能想想而已。重要的是将自身的工作做好，足球水平和足球氛围得到提升，国家队和联赛齐头并进，这是申办世界杯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有圈内人士形象地说，“现在中国足球要做的，是要先把池塘修好，然后放进干净、高营养的水，再放进鱼苗。鱼儿在好的生存环境中，必然会健康成长。中国足球的问题根源，其实还是我们的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现在八匹马往八个方向乱撞的结局。如果要申办世界杯，我们必须要进行真正、彻底的足球改革，让职业联赛健康起来，让俱乐部的经营规范起来，让球员的生存土壤肥沃起来，让青少年球员更多地参与进来，然后我们有计划、有目标、分阶段地去进行规划和准备。也许4年之后，中国足球就可以真的挺直腰杆去申办世界杯了。”

不管是不是为了申办世界杯，中国足球都需要改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足球改革不可能自下而上，只能从顶层开始，甚至可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选对掌门人——一个专业内行、知识现代、管理科学的掌门人。

对于中国足协需要怎样的当家人，圈内早有认定，“首先，他要有点足球基础，至少清楚足球项目和其他项目同步发展的困难和不同。他不需要是真正的足球专业人士出身，但至少要懂得足球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其次，他要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最好是有在国外受教育的经历。这样可以帮助他认知足球在世界上的地位，清楚中国足球的差距，然后找准定位准确出击；第三，他必须懂得一些企业管理知识，知道如何把足球商业化经营当成企业管理。”

职业联赛的三任足协掌门人各有千秋，但都不算成功，也都没有得到好评。王俊生是专业出身，主抓竞赛和项目管理还算内行，但江湖习气过重，对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也稍有欠缺；阎世铎上任之前是总局法规司司长，领导任命他的目的性也比较明确，就是完善“没有规矩、管理混乱”的中国足球，可惜阎在任期间的很多政策和改革，被证明是瞎指挥、乱弹琴；谢亚龙上任有浓重的奥运背景，他本身转道足球也有明显运作的痕迹，事实证明，外行管理一个项目，无论你本身是否真正有能力有抱负，都很难找到中国足球问题的症结。再加上受奥运战略的掣肘，最终被圈内圈外排挤也成为事实，执政失败也成为必然。

2008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足球这个项目，本身不是奥运夺牌大户，甚至连奥运夺牌点都很难维持，从体委系统完全脱离实现社会化市场管理，不失为一种可能。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点——中国足协最重要的管理者由一个完全不懂足球项目的行政官员来承担。

下一步中国足球改革的第一步，首先任务应该就是选对掌门人。如果能够在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由圈内人士共同民主推举并选择真正的适合中国足协的管理者，这是最好的结果。可这种设想在现行的体育体制之下，实现起来有很大难度，而即使真的民主选择产生，如果没有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的真正放权，也很难实现足球项目的彻底职业化和真正改革。

选对掌门人只是第一步，中国足球的改革最根本的工作还是足协自身的职业化。中国足球要找到正路，足协改组在先，联赛改制则须紧随其后。足协的功能也当有所变化，联赛这一块应尽可能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职业联盟。

对于中国足协管理联赛能力低下的怀疑，从职业联赛最初一直持续至今。比如相关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处理问题情绪化严重，且方式和标准不一，管理联赛人治化痕迹浓厚等。而最受球迷和媒体诟病的，则是对“假赌黑”现象的无能为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足协的未来工作定位应是主抓青少年足球的普及与提高，协调并监管各级国字号球队的备战和组建；而在职业联赛的管理环节上，足协应该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未来可能成立的足球职业联盟。也就是说，足协需要从以前的管理者和主导者地位，逐渐转变成一个职业联赛服务、协调机构和监管部门。这种足球管理模式，是如今世界足球发展潮流中，最实用也是最流行的方式。

在经营方面，足协同样需要改革。职业联赛初期，足球产业的赞助市场相对混乱，商家投资也相对盲目，这时只要足协有专门的经营人员或招商机构，就能完成基础的招商工作。但职业联赛14年之后，赞助商对足球项目已缺乏信心，对足协主导的职业联赛发展也有了诸多怀疑，此时就必须有更为专业的经营团队和管理团队，来把持职业足球的发展方向。中国足协如果不想中国足球在自己手中被活活玩，就一定要给职业联赛的主体——投资人和俱乐部以真正的话语权，让他们真正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掏钱做“公益事业”。

很多人在探讨“职业足球联盟”在中国建立的可能性。但即使这样的结构能建立，我们也需要真正的一些合作者和合作项目，光凭足协自身的运作能力，这个项目继续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实中中国足协的合作者是盈方、阿迪达斯和中超公司，国奥队主教练杜伊实际上也是中外合作的项目之一，盈方主要负责中国之队，阿迪达斯则是一个特殊的合作者，中超公司则是“足协主控”的一个经营职业联赛的公司，下属的合作伙伴还有耐克、金威啤酒、央视、搜狐体育等。仔细考量一下这些合作者，除了媒体合作伙伴、体育品牌及与足球相关消费品外，我们外延的合作者几乎是一个空白。

现在的中国足协，不只是联赛的经营不力，国家队的经营同样失败。从1993年选择IMG开始，后来的ISL，再到现状的盈方，除了IMG合作还不错之外，其他的合作都出现了问题。如果中国足协没有意识或者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及对待合作者的态度，下一次合作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像这次世界杯冲击失利，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咎为，足协抛弃了更能带来直接利益的亚足联开发公司，而选择盈方，这是足协“为钱所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并不是一定就要选择亚足联公司而放弃盈方，关键是这种谈判的方式很不职业。你掌握双方的低价去追逐最大利益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而伤了和气。在生意场上，一旦只剩下两个竞争对手，你最好坦诚布公地去沟通，而不能搞小动作，最后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像中国足协这种做生意的烂招，被揭穿后是可以被业内人士完全抛弃，甚至有人故意设局‘黑掉’的。无论是现实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让合作伙伴吃亏你却赚大便宜，这样的合作不可能长远。和盈方合作这件事，足协犯了好几个错误，第一是太看重钱，对既得利益看得过重；第二是谈判方式有些低劣；第三是抱错了大腿，就像娶媳妇，不要以为有钱家庭的闺女就好，她的性格、适应能力，还有是不是原意一起过日子，这些都比金钱更重要。”

“职业联赛14年，却造就了职业化程度最低的中国足协。俱乐部经营不好可以破产、转卖甚至倒闭，球员可以因为打假球被三停、挂牌甚至废掉，职业教练可以在一场比赛后立即下课；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以及这个机构里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却可以在职业联赛的熔炉中安坐如山！所以要想挽救中国足球，足协也必须完全走向市场，他们的职业化改革是必须要走的过程，否则职业联赛如何改变都没有用！足协工作人员办事能力拖沓、管理水平低、效率不高、官僚作风横行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机制之下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一位体委系统退休干部的一些话，一言击中要害。

足球改革当自上而下，上自中国足协，下就是职业联赛。中超联赛需要改革之处自是很多，难以赘述，但眼前很重要的一块是电视转播的困境。

从欧洲足球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电视直播的参与，职业足球很难获得经济效益上的突破，从而制约联赛整体水平的提高。在现阶段，依然只有电视这个工具，能够无限度地扩充一场足球比赛的传播价值和经济效益。而中超的电视转播一年比一年低，从足协到各俱乐部一直都认为是央视这个“特殊的电视台”，导致了他们电视直播版权费用的难以突破。可实际上，制约中超电视收入水准的，其实还是低水平的职业联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低水平的比赛使得电视转播不值钱，而电视转播费低廉更加制约联赛的发展。

2007年，天盛欧洲足球频道用5000万美元的天价，买断了英超在中国大陆的3年唯一直播权。英超降级的德比郡俱乐部，上赛季依然能够得到3400万英镑的电视转播费分成。而中超俱乐部呢？每年从中超公司那里获得的电视转播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07年，中超联赛共有2家全国性转播平台（东方卫视，CCTV-5）、12个省级转播台、12个市级转播台，累积收视人数达到1.44亿，为中超联赛以来最高，可俱乐部依然是不能从电视转播费里分得更多钱。原因很简单，中超的电视转播越来越贬值，有人敢花5000万美元买三年英超，却没有人愿意花1000万美元买三年中超。

事实上，中超虽有上述26家电视机构在参与转播，但真正付费给足协的，只有央视和上海文广。加上新媒体合作伙伴搜狐每年提供的150万元，中超电视版权总价值也就在3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值比英超最差俱乐部的电视分成都差得远。问题到底在哪里？当年央视守联赛价格底线时，时任体育频道总监的马国力曾说，“第一，我不能为足球开一个大口子，中国体育有太多的项目要扶持；二，中国足球联赛的价值的确不高，说白了，这个赛事还不值钱。”

1995年1月1日成立的央视体育频道，当年因为直播足球联赛而品牌受益，加上央视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目前CCTV-5（现奥运频道）占据了整个体育赛事资源的80%以上。但在CCTV-5诸多节目和赛事直播中，中超的直播很多时候都排在10名以外，特别是在有姚明和易建联参赛的NBA赛事直播面前，中超联赛已经不再是央视体育资源中的宠儿。

2008年，全国有50家地方频道和10个付费体育频道（包括网站）在播出NBA，而实际上，足球最红火时应运而生的42个地方体育频道现在已经缩水到20家左右。以前的很多体育频道，已经在地方被生活频道、娱乐频道兼并或者挤压，但即使这样，还能出现50家地方频道直播NBA篮球赛事。而且在地方体育频道，篮球节目的收视率和经营情况都比足球好很多。辽宁体育频道每年要付给文广集团大约70万元的中超直播版权费，可在实际的营运中，辽宁台播出辽足一个赛季的中超，也挣不回这区区几十万元；但是直播辽宁男篮的CBA赛事则完全不同，不仅是赞助商踊跃，招商容易，其火爆的现场气氛和直播时的互动程度，都让中超直播难以望及。

此外，中国足球人士自身也不珍惜电视直播。欧洲很多俱乐部都会在赛季前搞一个球员的“媒体培训”，就是培训职业球员如何善待媒体和正确对待电视机构，特别是如何与电视媒体配合做好直播，这已经成为其必修课。欧洲足球直播时间跨度很长，经常是赛前一小时，赛后一小时，需要大量的球员、教练、工作人员、球迷的默契配合，可以说现代足球其实就是“电视足球”。可这种理念在中超完全没有市场。作为联赛的主播台，东方卫视曾在直播中超之初做了大量的工作，可很难得到球队和球员的支持。负责中超直播的刘勇说，“中国球员在直播时的电视概念太差，也非常情绪化，他们永远会认为自己是职业联赛的主体，高兴时陪媒体聊聊，不高兴时把直播话筒直接推开。赛事组织者也让我们很头疼，比如每晚19点30分的比赛，正常情况下19点25分必须出场，然后是升国旗、合影等仪式，电视机构则在这几分钟内要完成上字幕、出赞助商广告、嘉宾简单访谈等节目。但目前很多比赛都不准时，经常是19点28分才出场，咱们一点约束力没有。这种足球直播的状况，怎么可能让联赛的电视价值得到提升呢？”

这就是现实：如果电视台不能从直播中超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那么中超的电视版权费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而如果联赛质量依旧在低水平，混乱不堪中沉沦，职业足球在电视环节上的突破将是一种奢望。

张秀芝人物简介

张秀芝

张秀芝，女，1936年4月出生，江苏省徐州市人。毕业于江苏省体干班师资班，原任鞍山市体育学校篮球教练，现已退休。

中文名：张秀芝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江苏省徐州市

出生日期：1936年4月

职业：教练、运动员

主要成就：为中国体育后备力量培养了上千名体育骨干、

代表作品：《少年女篮选材初探》、《少年儿童篮球设计方案》

人物经历

张秀芝从事体育工作40余年，既是优秀运动员，也是优秀的教练员。

主要贡献

在鞍山市体校做教练工作中，她不断地选拔培养后备力量。在辽宁省篮球比赛中获8次冠军、6次亚军、1次全国甲组冠军，为中国篮球的腾飞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为国家队、国家青年队、八一队、八一青年队输送了20多名国手。学生中达国际健将标准的有2人，达健将标准的有12人，达一级运动员标准的有30多人。为辽宁省体校、沈阳部队、广州等体育学校输送了篮球、排球、手球、田径、击剑、射箭等专业人材300多人，为中国体育后备力量培养了上千名体育骨干。

张秀芝撰写论文《少年女篮选材初探》、《少年儿童篮球设计方案》在省篮球教练会上选讲并推广。

获奖记录

她曾参加山东省第二届运动会获200米接力第二名。曾代表江苏省参加多次全国篮球比赛，对捷、朝友谊赛等取得优异成绩。在江苏省第一届大学生运动会上连破4项省纪录，在等级运动员夏令营中以12秒80破13秒原国家女子100米纪录，达到运动员5项一级标准，获“江苏省南京市优秀运动员”称号。她曾多次荣获三八红旗手、省优秀教练等称号。

国防后备力量的制度

《兵役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是常备军的兵役制度；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是后备力量的兵役制度，也就是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基本制度。 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是中国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群众武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了普遍民兵制。民兵制度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军事制度，其具体编组方法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

根据现行《兵役法》和《民兵工作条例》的规定，农村乡、镇和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均建立民兵组织，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和城市一些人少分散的小单位，平时不建立民兵组织。在建立民兵组织的单位，凡十八岁至三十五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除应征服现役的以外，都应编入民兵组织。民兵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二十八岁以下的退出现役的士兵和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以及选定参加军事训练的人员，编为基干民兵；其余十八岁至三十五岁的男性公民，编为普通民兵。根据需要，吸收部分女性公民参加基干民兵。 预备役是公民在军队以外所服的兵役，是国家储备后备兵员的形式。类似于预备役的兵员储备制度古已有之，现代意义上的预备役制度是普鲁士于1813年首创的。1933年6月，国民党政府借鉴西方的做法，制定颁布了《兵役法》，规定建立预备役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根据1955年颁布的《兵役法》，建立了预备役制度。1957年实行民兵与预备役合二为一，实际上取消了预备役。1984年重新修订颁布《兵役法》，正式恢复了预备役制度。根据《兵役法》规定，预备役分为军官预备役和士兵预备役，并分别区分一类预备役和二类预备役。

预备役部队，是以现役军人为骨干，以预备役军人为基础，按照军队的统一编制组建起来的准正规部队，是战时成建制动员的主要形式，是现役部队最直接的后备军。1955年我军组建10个预备役训练师，1958年预备役训练师集体转业。八十年代初，我们开始重新组建预备役部队。1983年3月25日，第一个预备役师在辽宁锦州地区成立。此后，我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先后组建预备役部队。1998年，按照总部指示对预备役部队进行了调整，使预备役部队的编组、分布更加合理。预备役部队列入中国序列，预备役师、团都授予、军旗。 1、把打赢信息化战争作为着眼点

信息化是当前正在蓬勃发展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核心内容，信息化战争是高技术战争的新的发展阶段。国家武装力量建设，要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发展，着眼于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战争，后备力量建设也不能例外。我们要立足于后备力量的实际，实行军民结合，民为军用，充分利用地方的高科技力量，依托地方军民通用的装备，编组专业技术分队，训练、储备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的后备兵员。

2、把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作为立足点

未来可能发生的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是以精兵利器进行的攻势作战，使用的兵力有一定限度，后备兵员的储备不是越多越好。如果强敌干预，将以战略空袭为主要手段，不会派遣大批地面部队深入我境，以普遍开展游击战的方式对付高技术强敌已无实际意义。因此，在后备力量建设上要把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作为立足点，摒弃“大办”思想，树立“精办”观念，精确计算后备力量的发展规模，着力提高后备力量的效能。

3、推进后备力量与常备军的一体化建设

后备力量的任务，是战时补充现役部队和支援现役部队作战。如果后备力量与现役力量差距太大，就无法与现役部队协调一致地遂行作战任务，就会削弱武装力量的整体战斗力。因此，应树立后备力量、现役力量同步发展的观念，努力提高后备力量的质量，使其与现役力量相互协调，实现两者在编组、训练、装备上的一体化。 1、同步改革

同步改革，就是后备力量建设改革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保持一致。在以往的改革过程中，后备力量的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每一次重大经济改革措施出台都给后备力量建设带来一次冲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我们应努力做到同步改革，减少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后备力量建设产生的不利影响，并使经济改革成为促进后备力量建设的动力。我们应了解经济建设的规律，把握经济改革的趋势，预测经济改革可能对后备力量建设造成的影响，及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力争经济改革措施与后备力量建设改革措施同时出台，互相照应、互相弥补、互相促进。

2、重点改革

市场经济对后备力量建设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全方位的，因此改革也必须是深入的、全面的。但后备力量建设的改革也应该有重点地进行，重点问题解决了，就能推动后备力量的全面发展。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对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影响较大的难点、热点问题。全国有带普遍性的难点、热点问题，各个地区也有自己特殊的难点、热点问题。现阶段，讨论较多的带普遍性的难点、热点问题有城市民兵编组、军兵种民兵专业技术分队建设、民兵预备役训练经费解决办法等。

3、及时升华改革成果

升华改革成果，就是把局部地区成功的、成熟的改革经验进行总结提高，由试点经验上升到一般做法，以至通过国家立法形成法规。各地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方面都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应重视改革成果的总结和升华。如果不能直接上升为全国性的法规，也可以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使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各地在总结改革经验，推进地方立法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许多地方性法规。今后军地之间应加强协调，使各种地方性法规进一步健全配套，使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为啥八一队没有外援？是因为有规定吗？

从八一队的角度看，当年坚持纯粹军队特色的时代已经过去。八一队多年称雄CBA，最终由姚明领军的上海东方打破垄断，但即使那年姚明无敌，也在季后赛引进了曾代表爵士队和乔丹打过总决赛的本沃，从此开了靠外援能量打败八一的先例。八一队先有王治郅，后有刘玉栋，再有李楠，核心轮番更替，到现在靠大郅和李楠“双核”，依然在第四节频繁被逆转，后备力量难以为继。过去八一队的优势，在于有各大篮球队输送力量，在没有外援的时代，他们从各选拔的后备力量就是“外援”，地方球队腹诽不已，苦于人才培养制度受地域和户口限制。CBA引进外援也是为了打破八一垄断，增强联赛竞争。但再看如今的八一队，最后一名从引进的强援是沈阳的莫科，自莫科以降，再无新人，各球队纷纷消失。今年从河南引进王磊，是第一例由“民间”引入成名新秀，而王磊与山西中宇的官司表明，八一想重蹈此例已非易事。

八一队往后，在辽宁鲅鱼圈两战“背靠背”，九一生。如果八一首轮被淘汰，从此“全华班”称雄的历史就要告终，中国篮球的引援制度，又会引起激烈的讨论，既有抨击，又有拥护，但八一以1对15，必处下风。

与时俱进，是必然出路。既然八一队失去了当年生生不息的后备人才基地，既然八一队已经挂牌为“八一富邦篮球俱乐部”，何不向真正的职业篮球俱乐部再迈进一步，引进外援呢？

铁军本色，源于作风，而不是肤色。

CBA球员统计公布，辽宁50人，广东16人，广东篮球为何强大？

CBA第28轮最后两场比赛结束，广东122-114击败广厦，战绩22胜4负，继续追随辽宁榜首；新疆以126-92击败福建，仍排名第四，紧随浙江排在第三位。经过28轮的所有比赛，积分榜再次发生变化。CBA排名更新：广东紧跟辽宁，新疆放眼四周，7支球队争夺季后赛名额比赛第一轮，辽宁112-94战胜青岛，三连冠。24胜3负的战绩遥遥领先；山东险胜山西3分，巩固第五名；深圳以95-92的罚球杀了北京，取得8连胜，但北京在这场比赛中几乎一击不中；吉林击败通榆，

排名第六；北京大胜上海，四川大胜天津，北京和四川双双巩固前12名的排名，广州险胜江苏一分，结束七连败。本轮最后两场是焦点战。广东对阵广厦。本赛季两队交手三次，广东2胜1负，但三场差距不大。广厦上半场紧咬比分，第一节只落后2分，下半场落后4分。第三节广东39-24，领先19分。但是广厦在最后一节并没有放弃，固执的追分。最终广东以122-114击败广厦，获得本赛季第22场胜利。广东双外援爆发，共拿下59分，广厦的照射下33分。新疆对阵福建。新疆此前排名第四，福建排名倒数第三。

福建从战略上放弃了这场战役，王哲林和陈同时缺席。新疆的实力明显优越，一节领先10分，半场领先28分，比赛提前失去悬念。下半场，新疆继续扩大优势，一度领先36分，最终以126-92狂胜福建，两连胜，巩固第四名。经过28轮比赛，辽宁继续以24胜3负领先，

其次是广东22胜4负，浙江19胜5负排名第三，新疆20胜7负排名第四。两队差距不大。山东、吉林、深圳、青岛分别排名第5至第8，前8名球队胜率均超过50%。第9名的四川和第15名的广州只有3个差距，季后赛名额竞争激烈。江苏，福建，同心，天津四强，季后赛希望不大。